最近两个名词“低龄老人”和“银发红利”，引起了社会激烈争论。这两个乍一看十足矛盾的词组，对于绝大多数不研究人口学等相关学科的人而言，显得有些古怪。对于正处于严重年龄焦虑当中的人来说，更是显得十分刺眼。
“低龄老年人”确实不是一个生造的词汇。人口学中，年龄在60到69岁的人，被认定为低龄老年人口。
一篇报道显示，有62.1%的60-65岁低龄老人想再就业。
可在就业市场上，35岁已经“太大了”，60岁又还是“红利期”，荒诞感这不就来了？
以当下人们的平均寿命和健康水平来看，60岁并不是一个孱弱的年纪，当然可以继续发光发热，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担当“红利”的名号。
但反过来说，人们并不是为了成为经济学家口中的“红利”而劳作奔波，人们为的是生活，甚至为的是事业和理想。
客观理性剖析“低龄老年人”这个词，可以说，这并不是鼓催一批尚有余力的人继续工作，而是让老年人活出自己的精彩。
讨论的方向，原本应该是如何给老年人更多的机会、更大的空间、更方便的途径，让他们看到更多希望，点燃他们的生活热情，让他们在这个社会有更多的“存在感”“主场感”，有更多发光的舞台，在社会活动中找到自身意义。
而不是被嫌弃、排斥乃至遗忘……更不是去讨论甚至去强调“他们还能创造多大的红利”。
二十大报告提出“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”，这“积极”两个字异常关键。
这意味着，人口老龄化不是一个被动应付的麻烦，而是国家现代化必然面对的课题。
以此观之，老年人不是社会的负担，应被视为社会的财富；老年人也不是社会的拖累，而是可以活得精彩，能够继续实现人生价值的。
党代会报告还强调，“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，优化孤寡老人服务，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。”
报告通篇充满着对老年人的关爱，而贯穿其中的价值是非常清晰的，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，人是自己的目的，而不是别人的“红利”。
“人口红利”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，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充分供应。但在高质量发展时代，那种经济发展方式根深蒂固的“路径依赖”，必须从思维深处破除了。
人才作为第一资源，创新作为第一动力，归根结底是促进社会的活力，促进人的活力，而绝非深入挖掘老年人的“劳动潜能”。
如果低龄老年人需要工作来赚取面包和尊严，那么即便催促他们去工作，他们得到的工作也可能只是“四面透风”，带来的煎熬甚至多于庇护。连再就业甚至择好业都谈不上，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在根本没有得到多少劳动机会的情况下，指望他们创造更多价值呢？
想真正解决问题，首先要解决眼前愈演愈烈的年龄焦虑，乃至背后深层的年龄歧视。
只有当人人不再为三十五岁“无可为”而焦虑之时，才有可能谈人人不再为六十岁“无可为”而焦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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